長江文化為中華文化注入強大力量——器物、思想、文化的創新，是長江兩岸永遠的進行時

發表時間：2025-10-22 來源：湖北文明網

劉漢俊

千秋國脈，萬古江河，長江文化的堅韌不拔和開拓創新，為中華文化的綿延不絕提供了強勁的生命力。

長江文化絢麗多姿、異彩紛呈，和合共生、美美與共，豐富了中華文化的百花園。

長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硬核部分，它的創造力、生命力、傳承力、凝聚力為中華文化注入了強大的力量，是中華文明經久不衰、歷久彌堅的重要支撐。

世界十大河流中，就有中國的長江、黃河、瀾滄江；培育了古印度文明的印度河，源頭也在中國青藏高原岡底斯山系岡仁波齊峰北坡的獅泉河。四大古老文明誕生于大河流域，但綿延至今，且以國家形態存在的，唯有中華文明。

文明是需要捍衛的，捍衛是需要有力量的

在幼發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之間的泛濫平原，蘇美爾人發明了青銅器、楔形文字，古巴比倫人把世界上第一部比較完備的成文法《漢謨拉比法典》，刻在2.25米高的黑色玄武巖石柱上，但是在今天飽受戰爭創傷后的伊拉克，沒有人敢說自己是古巴比倫人的后代；誕生在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，歷經了31個王朝、前后3000多年歷史，創造了金字塔、木乃伊等文明的高峰，但是今天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人、埃及文化是阿拉伯文化，埃及的國名叫“阿拉伯埃及共和國”，今天的埃及人讀不懂8000年前的象形文字，聽不懂5000年前法老的咒語，今天的埃及更沒有人敢說自己是古埃及人的后代；再看古印度哈拉帕文明，它大約四五千年前誕生在印度河流域，創造過象形文字、青銅技術，但波斯人、馬其頓人、雅利安人先后占領過這里，戰爭的塵埃湮沒了曾經燦爛的文明，直到1922年才在今天巴基斯坦的旁遮普被發現，但哈拉帕文字至今沒有被破譯。以上三大古代文明的命運告訴我們，高峰可能坍塌，輝煌也會落寞；曾經不等于永恒，悠久不等于永久；文明具有創造力，但并沒有與生俱來的生命力。

文化的中斷、文明的斷裂，既有內在的結構性原因，也有外部的環境性因素。文化的發展、文明的延續，一定是以經濟、政治、思想、武力、環境的支撐力為前提的。王朝的崩潰、國家的覆滅、制度的瓦解、經濟的凋敝、生態的惡化、戰爭的戕害、社會的動蕩，是導致文化混亂、文明衰退的主要原因。文明是需要捍衛的，捍衛是需要有力量的。黃河文明、長江文明等原生文明多元一體地形成的中華文明，繼繼繩繩、從未中斷，而且一直存在于國家體制之中，存在于社會生活和人民的日常生活里。從詩經、楚辭到歷代詩詞歌賦，人們在心心念念、口口相傳、孜孜書寫中傳承著文化。今天的中國孩子，能識別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、誦讀2500多年前的《論語》和《道德經》、辨認2000多年前留在青藏高原上的秦代“昆侖石刻”，顯示了中華文化歷久不衰的創造力、傳播力，中華文明走而不失的生命力、傳承力。當西班牙人闖進南美叢林，把掌握了瑪雅象形文字的祭司們殺光后，民眾中沒有人認識這些文字，瑪雅文明的衰落成為必然。可見，文明的傳承，少不了國家的力量，離不開人民的力量。

日日新，事事新，標新、立異、求變是長江的氣質

中華民族是在黃河、長江的共同哺育下成長起來的。漫長的人類史，推動了綿長的文化史，形成了悠長的文明史。

從青藏高原到江南水鄉，長江兩岸貯藏著豐富的地球演化史、生物進化史和人類文化史的信息密碼。從臘瑪古猿、南方古猿到能人、智人，再到現代人，無論他們來自哪里，都生活在這里。他們掘開了亙古洪荒的長江流域第一抔土，打制了拓荒長江的第一塊石斧，為今天的我們開辟了最早的生存空間。長江先民不僅開墾了生活家園，也開拓出文化的土壤，創造了文明的形態。

器物的創新、思想的創新、文化的創新，是長江兩岸永遠的進行時。“太陽每天都是新的”，人也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“長江”，日日新，事事新，標新、立異、求變是長江的氣質。長江流域蘊含著中華先民豐富而明晰的活動信息，綿延著舊石器、新石器時代到青銅器、鐵器時代的文化鏈，上萬年的稻作文明沿江播撒、一路綻放，呈現出“風吹稻花香兩岸”的農耕景象。

從河姆渡遺址上的“雙鳥朝陽”、良渚遺址上的玉鳥、石家河遺址上的“中華第一鳳”玉團鳳，到三星堆青銅神樹上的太陽鳥、金沙遺址上的太陽神鳥，再到楚文化中的“九頭鳥”、楚辭中的鳳鳥形象，長江流域的先民以鳥為圖騰、崇尚太陽、向往光明的文化未曾中斷。這是信念、理念、觀念的標識性、連續性、穩固性傳承。千秋國脈，萬古江河，長江文化的堅韌不拔和開拓創新，為中華文化的綿延不絕提供了強勁的生命力。

千山同根，萬水同源，既是長江的地形特征，也是長江的文化特質。長江流域山形、地貌、水勢復雜多變，高中低兼顧，西東中貫通，從三江源地區的冰山奇崛、三峽地區的高峽連綿，到三角洲地區水面的春潮連海平、江海共潮生，地理的多樣性、生物的多樣性培育了文化的多樣性。長江是歷史的長河，長江流域生活過三苗、百濮、百越、百蠻、百夷、古蜀國、古滇國、羌藏、巴蜀、楚國、吳越等古國或者部落，先后有多個朝代、方國、諸侯、割據勢力在長江邊上設都建政，建立起自己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體系，他們是歷史的開創者；長江是思想的長廊，先秦時期的鬻子、老子、老萊子、莊子、屈子、荀子等諸子巨擘，漢唐以降的董仲舒、柳宗元、劉禹錫、周敦頤、朱熹、張栻、陸九淵、葉適、王陽明、李贄、黃宗羲、顧炎武、王夫之等先哲大家，在這里綻放出思想波光或留下吉光片羽；長江是文學的長卷，屈原、宋玉、阮籍、陶淵明、酈道元、盧照鄰、王勃、楊炯、張若虛、崔顥、李白、杜甫、孟浩然、白居易、劉禹錫、蘇東坡、岳飛、文天祥、徐霞客等詩仙文圣，在這里留下星漢燦爛、光焰千丈的千古詩文。長江文化絢麗多姿、異彩紛呈，和合共生、美美與共，豐富了中華文化的百花園。

南北文化、江河文明的二元結構，是中華文明顯著、獨特的優勢

與世界其他大河文明相比，中華文明一個顯著、獨特的優勢是，同時擁有黃河與長江兩條大河源流、兩個文化系統，而且相互形成競爭力和耦合力。地理上的“南江北河”，始祖認同上的“南炎北黃”，精神圖騰上的“南鳳北龍”，哲學思想上的“南道北儒”，文學藝術上的“南騷北詩”，物質文化上的“南稻北粟”“南絲北皮”“南釜北鬲”“南舟北車”，等等，形成南北文化、江河文明的二元結構。這種結構既造就了中華文明的豐富多彩，又使兩種文明相互作用、互為補充，獲得自生動力，同時江河互通、南北共濟，使中華文明獲得了廣闊、縱深的生長空間和回旋余地。這是其他三大古老文明所不具備的，幼發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雖然也是兩條河，但是蘇美爾人、阿卡德人、巴比倫人、亞述人等只創造了美索不達米亞一種文明。

歷史表明，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一直相互激蕩、彼此融合。交鋒也是交流，交戰也是交融。從上古時期的炎、黃二帝阪泉之戰，黃帝、炎帝共同對蚩尤的涿鹿之戰，堯舜禹集團對三苗集團的征戰，到商、周時期中原王朝對蠻、夷、狄、戎的征伐；從商朝盤龍城的建立到周朝“漢陽諸姬”的分封、隨棗走廊和金道錫行的爭奪，戰爭是常態，是融合的另一種方式。從秦始皇一統天下，到東漢末年的三國之戰；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“五胡亂華”（公元304年—439年）、司馬睿“衣冠南渡”（公元318年4月）建立東晉，到隋朝的南北統一戰；從唐代“安史之亂”（公元755年12月—763年2月）、黃河流域“人煙斷絕，千里蕭條”，人口大量南遷長江流域，到五代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的依次登場、十國的南北割據；從宋、遼、金、西夏的對峙，到金兵渡過黃河、滅北宋，戰場從黃河以北擴大到長江以南，其間岳飛四次北伐中原從長江起兵，“宋室南遷”失去了黃河的地盤卻獲得了江南的天空；從蒙元鐵騎風卷黃河、席卷江南，到紅巾軍因黃河水患起義、朱元璋在長江建立明朝；從太平天國反清起義席卷長江、捻軍馳騁長江以北及黃河流域，到首義于長江之畔的辛亥革命，結束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，等等，長江、黃河同為歷史的舞臺，上演了文化的大戲。

長江、黃河文化共同養育了中國革命。“南陳北李”相約建黨，“紅船”從江南啟航，紅軍在長江中游地區創建，長征從長江流域出發，一直走到黃河岸邊的陜北。需要特別關注的是，中華文化的兩大系統有極強的互補、互救、共生能力。當一種文化遭遇危機的時候，另一種文化立即應激響應，通過時空地域的轉換而創造生機，中華文明因而浴火重生、薪火賡續，保持了整體的存在與最終的勝出。當日本侵略軍在上海制造“一·二八事變”“八·一三事變”，在南京制造大屠殺慘案，沿九江、武漢、宜昌而上，企圖“速戰速決”“滅亡中國”之時，長江告急，黃河響應，中國共產黨在黃河之濱的瓦窯堡，向全國發出“以堅決的民族戰爭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”的號召，在陜西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，八路軍在黃河流域建立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，新四軍在長江流域舉起了抗日烽火，領導長城內外、江河上下的中華兒女同仇敵愾，開展了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。“長江船夫曲”與“黃河大合唱”合奏出中華民族的最強音，保衛黃河、保衛長江、保衛中華民族，成為中國共產黨人號召和領導中國人民抗日的文化號角。中國人民以血肉之軀拼死一搏，也使中華文明絕處逢生、危中轉機。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攜手前行、形成合力，江河文明因而熔鑄成更加堅固的“合金體”、更加牢固的統一體。六合同風，九州共貫，今天長江流域各民族共飲一江水，同唱一首歌，組成中華大家庭，結成命運共同體，體現了長江文化的統合性，形成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。百川東到海，萬流總歸宗，長江文化的豐富多彩與統合交融，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提供了強大的凝聚力。

長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硬核部分，它的創造力、生命力、傳承力、凝聚力為中華文化注入了強大的力量，是中華文明經久不衰、歷久彌堅的重要支撐。

（作者為武漢大學兼職教授、中宣部文藝局原局長、“學習強國”原總編輯）